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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平均值
出品 | 搜狐智库
编辑 | 郑青春
3月2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会上发表演讲。
黄奇帆表示，最近十几年，中国人口成本逐渐提高，出生率逐渐低于死亡率，人口无限供给的优势，实际上逐渐在淡出。但是中国毕竟有14.1亿人，人口红利优势现在逐渐变为人口的规模优势。1980年代只谈劳动力比较优势，不说市场优势，因为那时候人均GDP也就200美元，10亿人民才2千亿美元。
“随着工业和进出口贸易都成了世界第一，我们的人均GDP逐渐赶上并超越了世界平均值，去年12000多美元，超过世界11000美元的平均值。超过平均值以后，人口越多GDP规模就越大。”黄奇帆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体现为规模优势，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还是世界独特的，具有单一结构的营商环境。
以下为演讲全文：
黄奇帆：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论坛。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确在深刻调整，但我认为这是常态。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上升，总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产生一定影响。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观点。
一、中国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是应对各种“脱钩断链”挑战的重要基础
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这就是我们的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个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
一是“规模经济”的成本摊薄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三是采购成本。四是人力成本。五是物流成本。六是市场开拓成本。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可以从以上五个方面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引力场”效应。这种“引力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从需求的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有利于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甚至各工序之间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产业链集群。从时间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不仅需求端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供给”；而且由于作为供给端的生产本身具有“学习效应”，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也就是说“供给”也在创造“需求”。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吸引。
三是“大海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总书记讲的这个“大海”，就是指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对企业来讲，对基本面的预期十分重要。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造就了其如“大海”般稳定。
以上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在这个大市场的带动下，跨国公司合理的产业链布局逻辑突出体现在产地销、销地产两个方面。所谓产地销，就是利用当地的综合要素成本的优势组织生产，面向本地市场和全球市场进行销售。中国大市场的六个成本摊薄效应仍将是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为全球”的重要因素。所谓销地产，就是面向本地市场组织生产，更好地组织供应链响应消费者需求变化，即“在中国、为中国”。中国有14亿人口、4亿中等收入群体，这将是一个庞大的“引力场”。从产地销、销地产这两个角度看，一些人鼓吹“脱钩断链”是不会成功的。
二、当前出现的产业转移现象是多重因素的结果，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
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产业看上去有“孔雀东南飞”的迹象，转移到了东南亚等地区。这里面有多重因素。
一是美国对华搞贸易战，到现在为止，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仍未取消。很多原来“在中国、为美国”的产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转移到东南亚去了，目的是为了取得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二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综合要素成本短期内的确有一定比较优势。这些年来中国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确有所上升，这是事实。三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贸易协定，自己也采取了很多力度比中国还大的税收优惠措施。四是RCEP生效后，利用原产地累加规则，一些企业即使搬到东南亚了，也可以免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即实现“在东南亚、为中国”。
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未必是坏事。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是转移出去的不少产业是中国自己的民营企业，出于规避关税壁垒的考虑，适当调整布局，无可厚非。
二是目前转移出去的企业多以服装鞋帽等对关税壁垒比较敏感的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虽有一些电子元器件，多以装配组装为主。这也是适应东南亚国家所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而对中国主力出口的机电产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产品，关税壁垒不会形成大的影响。这几年对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证。
三是随着东南亚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本地的需求也会驱动“销地产”的基本逻辑，即“在东南亚、为东南亚”，所以一些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开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也会带动原来在中国的配套企业跟着走出去。
四是RCEP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员国。随着RCEP的实施，中国与RCEP国家将形成日益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来会出现“在中国，为中国”“在中国，为RCEP”“在RCEP，为中国”“在RCEP，为全球”等多种产销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大市场叠加RCEP大市场、中国的双循环叠加RCEP大循环将深刻改变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版图。
五是应对当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要把握产业链布局的主动权，重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二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技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同时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链主”企业。三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事实上，第一、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别带来了四到五个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这些产品中国往往是跟进者。
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应该抓住类似像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家政服务的人型机器人、提供数字秘书服务功能的智能终端等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整机产品，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些领域，中国有的跟跑、有的并跑，还有的领跑全球。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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